在四川省第二中医院,由陈学忠主任医师治愈了困扰我多年的头痛痼疾后，第一次，我切身体会到了一个病人重获新生般的感觉。西医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医解决了。这一神奇的经历，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过去5年来，每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的10点，是我最难过的时候。在这个时间段里，我会经历昏沉头痛和眼干眼胀。头痛发作时，感觉像是有一大块零下几十度的冰块笼罩住我的整个脑袋。痛感从眉毛上方沿着头皮一直向后延伸到后颈项处。有一次，我难受得无法站立，只能躺下才稍稍缓解。家人在旁边焦急的问我怎样了，需不需要去医院。而我知道，去医院，也不能解决问题。
西医一直是我看病的首选。作为一名工程师，我接受过系统的现代科学教育。我在英国顶尖理工科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在外企工作。这些教育和工作背景，让我生病时，更容易接受西医。长期以来，我不懂也无法理解中医是怎么治病的。因此，我每次去医院，都只做西医的检查，吃西医的药或者进行其它西医疗法。大约从12年前开始，我偶尔在晚上5点会头昏，嗜睡。这时，如能小睡一会儿，会好一些。后来这种情况每天都会发生，并且小睡也不能缓解，或者根本无法入睡。再后来，我白天也经常嗜睡。曾经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我开车时睡着了，险些酿成重大车祸。我决定去医院就诊。在成都，有排名全国前列的顶尖综合医院。这里的医生基本都有欧美顶尖医科大学的博士学位或者至少做过访问学者。我相信他们，也能理解并接受他们的诊断和疗法。可是，经过多年在这里的诊治，不仅昏沉没有好，注意力依然无法集中，而且从大约5年前开始头痛，越来越痛。在成都治不好，我也尝试过去北京求医。经过朋友推荐，我在我国最高学府的附属医院的睡眠中心住院治疗。但是情况并没有根本好转。这些年来，我的昏沉头痛陆续被诊断为发作性睡病、特发性嗜睡、不宁腿综合征、轻度抑郁和神经性头痛等疾病。长期服用的各种非甾体类止痛药，让我经常胃痛、腹泻。通过胃肠镜，我被诊断患有轻度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和反流性食管炎。到2022年时，每天的头痛愈发剧烈，即使换用了更强效的止痛药，也无法缓解。胃炎和食管炎也从轻度发展为中度，胃胀胃痛腹泻几乎每天都伴随着我。此外，为了缓解每天晚上的昏沉头痛，我经常晚上暴食。我的体重在3年内涨了近40斤。肥胖也导致了高脂血症和脂肪肝。考虑到肥胖带来的各种健康隐患，特别是我的家族糖尿病史，除了头昏头痛之外，我也十分担心体重的增长。西医诊疗无效，我应该怎么办？也许该试试中医？
当我回顾我这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中医经历，发现其实中医与我渊源颇深，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从家庭讲，我的母亲出生于中医世家。我的外公陈瑞园是当时名医，曾就职于西南铁路医院。他擅长中医内科，特别是肺肾两虚的虚劳症，比如肺结核和支气管扩张等。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时，曾邀请过我外公，他因故未能成行。当代名医岳美中等在其著作中曾引用过我外公的理论和处方。我的舅舅也是位名医，对气血津液理论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他曾经在成都西城区中医药研究所当医生，也曾在成都中医学院当过老师，最后自己开医院。从个人讲，在我1岁多时，我曾经持续腹泻约半年。经过在儿童医院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后，病情却越来越差，最后到了有可能危及生命的地步。此时我的外公早已去世，舅舅也不擅长儿科。我母亲无奈之下，试着向外公当年的好友，中医儿科专家王伯岳求助。此时王医生已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任职。我母亲将我的病历和成都各位中医儿科专家的药方寄给了远在北京的王医生。没想到王医生很快就通过电话，口述了两次处方，让我起死回生。这一段经历，我母亲经常提起，说是中医救了我的命。有了这份渊源，我决定向中医求助。
找好医生难，找到好的中医更难。在成都，公立和民营的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和诊所加起来有上千家。其中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就有4家。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是其中不出名的一家医院。而医生的数量就更多了。据估计，到2022年，成都市有中医执业医师上万人。找一个好中医，真变成了万里选一。因此，由国家级和省市级中医药管理局评选的名中医，就成了我选择医生的重要参考。根据评选结果，成都有“国医大师”3人，“全国名中医”4人，“四川省名中医”近200人，成都市名中医200多人。有了这些认知，我开始找中医看病。刚开始时，看病并不顺利。我在成都市最有名的一家三甲中医医院就诊。在这里，我看过10来位名中医，不乏科室主任和特需专家。有的医生的药吃过以后，尽管刚开始时略有好转，但是还在诊治过程中头痛就继续发作。有的药喝了后，完全没有作用。另外，因为听外国友人推崇过过针灸治脚痛的经历，我也去尝试过针灸。经过近两个月的略带痛苦的针灸和汤药，我的昏沉头痛依然没有好。这期间也曾经去过北京。此时，中医研究院已发展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其下设某医院睡眠中心的科室主任是中医睡眠方面的顶尖专家。我在凌晨5点钟，冒着北京初冬的寒风，排队两小时，花费数百元，才能挂到他的特需号。那两个月，我每两周飞一次北京，挂号、就诊，然后背一大箱中药回成都。经过诊治，精神虽有好转，但是服药后腹泻不止，导致痔疮发作，实在无法坚持。万般无奈之下，我又去看西医。又经过一两个月的诊治，我吃的药越来越多，剂量也越来越大，头痛却愈发剧烈起来。这时，上海疫情已比较严重，开始封控。北京相应地管控也很严。我通过互联网，联系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医生。他的初步诊断让我看到了希望。正打算动身去广州时，广州又出现了新冠疫情。我不得不再次看向我搜集的成都名中医的名单，打算在广州疫情结束前，在成都做最后一次尝试。
也许最后的往往是最好的。这一次，我幸运地遇到了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的陈学忠主任医师。陈医生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早年师从蜀中名医蒲辅周先生的学生胡翔林主任医师及袁怡云老先生。他是中医内科专家，四川省第四届十大名中医候选人之一，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提出了“肾虚血瘀导致衰老”的观点，善于用“补肾化瘀”为主要治则去防治老年病，擅长对常见心脑血管疾病及内科疑难杂证的诊治。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大医生，问诊过程既随和又切中要点。他的诊断结果是虚阳上浮证，与广州那位医生诊断的上实下虚证不谋而合。最神奇的是处方。为了对症治疗我的昏沉头痛，陈医生用了潜阳封髓丹加吴茱萸。这其中的附子太有特色了。附子有毒，常用量为3-15g。陈医生用的是经炮制后的白附片，每剂用量从30g起，最大时加到了90g的用量。这让我不免有些担心。一方面，附子是一味散寒止痛的中药，其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中医四大经典中，《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中都有记载。医圣张仲景、药王孙思邈和历朝历代名医都曾用附子治病救人。另一方面，附子中含有大量乌头碱，会对人体造成毒性作用。轻则口舌麻木，重则四肢抽搐、神志不清甚至心律失常等。《资治通鉴》和《汉书》都记载过，大将军霍光为了让自己的小女儿当皇后，指使女医淳于衍用附子毒杀怀孕的许皇后。我第一次熬药时，因为不熟悉熬制中药，以为是从开火计时1小时，没有从熬开后计时1小时。结果熬出来的药入口既有麻木感，我提心吊胆地喝完后，又担心了半天。另外，吴茱萸味辛辣，性热，一般用量为2-5g。陈医生一开始也用了20g的大剂量，一周后加到30g，持续使用约1个月后才降为15g。此外，为了对症治疗我的胃炎，陈医生又在处方中加入了半夏泻心汤。让我欣喜的是，仅仅经过第一个疗程，仅仅3天的服药，困扰我多年的头痛就大大缓解。我也因此一直坚持每周复诊。约7周之后过后，头痛基本消失，也没有了胃胀胃痛。效不更方，陈医师只是去掉半夏泻心汤，又让我继续服用了约5周的潜阳封髓丹加吴茱萸。我的头痛没有复发，精神状态也明显改善，很少有昏沉的现象。
现在的我，每天都可以精力充沛的工作和学习。我的注意力可以长时间集中，看资料也不再模糊不清。精神的改善又让我有了精力去改善身体。因为我不再靠进食缓解昏沉头痛，体重也不再快速增加。在陈主任的鼓励下，我开始减肥。一方面控制饮食，另一方面每周进行4次左右的有氧运动。我的体重在两个月里，减轻了20斤。陈主任告诉我，阳气是生命之源，动则生阳，要坚持运动，补充阳气。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瑰宝。它历经了几千年的风霜，有着雄厚的积累。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中医参与了80%病人的治疗。“人民英雄”，张伯礼院士说：“中医药治疗发挥的核心作用，能显著降低轻症病人发展为重症病人的几率。对发热、咳嗽、乏力改善等症状，中药起效非常快，对肺部炎症的吸收和病毒转阴都有明显效果。”2005年非典疫情和有中国古代的历次疫情中，中医药都保证了我们的文明存续，健康成长。在国际上，日本根据中医经典《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生产了大量的汉方制剂。其中一部分，比如龙角散等，又返销回了中国。韩国也不甘落后，除了像日本一样将韩医纳入医疗保险和大力发展韩医制剂外，韩国还将大量借鉴中医经典的《东医宝鉴》成功申遗。在欧美国家，各大制药厂也都有源自中药提取物的自研药在市场销售。中药和针灸也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得到立法认可。通过这一次神奇的中医治疗经历，我充分认识到了中医药的真实作用，也同时认识到了西医的局限性。2022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祝愿中医药这一古老又略带神秘的行业，未来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走入更多人的生活，造福更多的人！